两年前，长篇报告文学《黑脸》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后，引起强烈反响。一时间，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振。文学影视界专家曾为《黑脸》拟了一则广告词：“如果你想生气，请看《黑脸》，如果你想出气，请看《黑脸》，如果你想扬眉吐气，也要看《黑脸》；如果你想痛心，请看《黑脸》，如果你想开心，请看《黑脸》，如果你想树立信心，还得看《黑脸》。”时隔两年多，姜瑞峰是否还有“三气”、“三心”的魅力。请看——
姜瑞峰，电视剧里是县纪委书记，现在是石家庄市纪委书记。官做大了，荣誉多了，但是“以民为本”的思想没有变。“宁犯天条，不惹众怒”是他处事的原则。
1997年底姜瑞峰到省会城市当了纪委书记。当时听说姜瑞峰来当纪委书记，干部很害怕，群众很高兴。都知道姜书记是“黑脸包公”，手下无情，石家庄的干部要有好戏看了。
但姜瑞峰认为，让干部都害怕也不是好事，应该有的干部害怕，有的不害怕，不仅不害怕，还要放心大胆地工作。所以他制定了几个界限，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划到不查之列。他用这种办法把对立面转化了过来，他在干部中站住了脚跟。
干部这头吃住了，群众这边怎么办？老姜很了解群众，知道他们痛恨腐败，典型的腐败你必须敢抓敢碰，他们才会看得起你。这一点老姜当然做到了，清理手机，查处索贿受贿、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件，动了真格的，上下震动，民心大悦。但是群众还是一批一批地到市纪委来上访，因为群众的冤屈事太多了，查处了几个典型案件，群众高兴是高兴，只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得不到解决，仍然不能真正高兴起来。这一点老姜心里很清楚，他要下大力量解决这个问题。
那是一个冬雪初霁的早晨，他到市纪委机关去上班，当他踩着积雪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，看到门口两边坐着许多上访群众。
老姜不忍心看着他们寒冷地坐在冰雪中，尤其是人群中还有老人和孩子。他喉头一紧，心里一酸，快步向他们走过去。他们中间有认识姜书记的，就喊：“他就是黑脸！”坐在雪中的人们便跃动起来，年轻人最先升起的是头部，老人则把头部向雪地扎下去，让臀部先升起，然后用双手支撑着，保持了一种中国所特有的姿势——跪。
姜瑞峰最害怕的就是这个。在县里工作时，老百姓就经常给他下跪。老百姓说：“姜书记，我们没钱去打通关节，也没有当大官的亲戚，我们什么招儿都没有啊！我们只有这一招儿了，下跪。”姜瑞峰说：“其实我们这些没有给群众办好事情的干部，反倒应该向群众下跪。”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倒下跪》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他向跪着的人群走过去，踉跄着蹲跪在他们面前。
一条腿跪着，一条腿蹲着；一条腿向群众还愿，一条腿向党负责。
一片群众，一个姜瑞峰。
互相注视着，都很陌生的样子。因为这是一种平视。过去官与民无论在心理上，还是在角度上都不是平视。
相互跪着凝视的时间是短暂的，但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。上访群众心里有了底。他们本来是打定主意，不答应解决问题，就长跪不起的。现在老姜说：“乡亲们，咱们起来进屋里谈吧，外边太冷。”大家就很听话地站起来。
从此姜瑞峰便拿出很多时间接待上访群众，一个一个地接待，一批一批地接待。信访室增加到11个人，每天有书记、常委轮流值班。他说：“不能让群众告状无门，也不能让群众抱着希望而来，带着失望而去。我们要做到：来者不拒，言者必听，有事必办，满意为止。”有人说，这些发生在农村的纠纷、事件应该由当地乡镇，最多由县里去解决，市纪委只管批转下去就行了。一提“批转”老姜心里就冒火，他最反对这一招儿，下面发生的问题，你再批回到下面去，他能给你解决吗？那不是让他们自己否定自己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？拿着国家的俸禄，吃着人民的小米，就要给人民办事，不能踢皮球。当然这些事情对于市纪委来说，好像是小事，但必须抓。大官能办成大事固然很好，可是不抓小事也是失职，因为对群众来说，任何小事都事关切身利益，甚至生死存亡。人民无小事。不仅如此，姜瑞峰还决定变上访为下访，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。
1998年6月初，石家庄市纪委正式挂牌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下访工作队。
那一天，姜书记带领几名队员来到了赞皇县院头镇曹家庄村。当时麦收刚过，人们在柏油路面的街道上晒麦粒。老姜远远地下了车，走到赤膊干活的一位老农民面前，问：“大叔，今年收成怎么样啊？”老农民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竟是小卧车上下来的那个人，他立刻联想到电视节目上高级领导联系群众的镜头，他就往姜书记的身后看，却没有扛摄像机的。老姜笑着说：“别看了，我不是来拍镜头的。我是纪委书记，看看你们村有该我管的事没有？”老人立刻说：“没有！没有！都挺好！都挺好！”老姜假装认真地说：“真没有？那咱们走！”就招呼跟随的人往前走。老人有些犹豫。这时一个跟随的人回过头来说：“知道吗？他就是黑脸，姜书记！”
老人大张了一下嘴，愣在那里。但紧接着就缓过劲来，扔掉筢子，三步两步追上去。“姜书记，您来了，这可真没想到！”他拦住老姜，表白着，“刚才我以为你们爱听好话，现在知道是您，谁还再把真话烂在肚子里？”他便一五一十地说起来，又来了几个村民，先是围观，后也不由自主地说起来，说这，说那，摊派多，卖粮难，水电问题，财务问题……老姜一一听了，有的做了解释，有的答应解决，大家比较满意。
上访与下访，方位不同，很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事关人民的信任啊！他更加感到应该下访。
有一位老太太叫刘珍子，是赞皇县邢郭乡西王俄村人。她的儿子4年前拉运木材被怀疑盗窃，在县公安局收容审查期间致残，刘珍子便上访不断，却一直没有讨得个说法，最后她绝望了，逢人便说：“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”
听了关于刘珍子的情况汇报，姜瑞峰马上带了一名副书记，进村看望刘珍子和她那致残的呆傻儿子。
刘珍子哭诉说：“好好的一个儿子给吓傻了，我想要点钱给他治治。还有公安局扣我们的木头应该还给我们。”
姜书记说：“粘！”（即“行”的意思）
下午3点钟与赞皇县有关领导交换意见的时候，姜瑞峰责成当地公安局领导当晚就到刘家看望并征求意见，并立即筹集1．7万元现金，于明日下午3点由工作组监督，当场交给县信访局，再由县信访局交给刘珍子。关于刘珍子被扣木材问题，公安局既然认定偷盗证据不足，则应归还本人，公安局当初归还村委会是不负责任的，责成县公安局协调西王俄村委会妥善处理，若原有木材找不到，则合理折价赔偿。
第二天姜瑞峰派一名市纪委副书记去监督落实。刘珍子共得到补偿现金2万元（包括木材折价款3000元）。姜瑞峰不放心，随后也赶到了西王俄村刘珍子家。当时2万元现金已经兑现。有的干部不理解，姜书记对一个普通村民为什么下这么大力度给办事，就问那位纪委副书记：“刘珍子是姜书记的什么亲戚？”老姜正好跨进门槛儿，应声答道：“她是我娘！”
能够在农村称霸乡里，为非作歹，打骂群众，草菅人命的，多是当权者和执法人员，以及买通上述两种人的地头蛇、暴发户。他们势大财大，有恃无恐。一般群众不敢跟他们碰，只有百般忍受，苟且偷生。向上告，人家要证据，不肯下来调查，即便下来调查，对方早就把证人收买了。被逼无奈的你只有走向极端，以死相拼，结果出了人命。出了人命就有人管了。
这是多么可怕。
1999年1月5日，市纪委门前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，哭着要见姜书记，说她的丈夫书翟贞强被镇干部打死了。
她叫司英敏，是无极县张段固镇南汪村人。她穿得很干净，长得很利索，虽然哭着，却很有分寸，不是那种撒泼胡闹不讲理的女人，但内心的悲愤是巨大的，一边诉说，一边流眼泪。姜书记把自己的手绢递给她，她愣了一下，犹豫一下，还是接过去了，象征性地在脸上擦了擦，不敢使劲乱抹，就还给了姜书记，还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她讲述了镇干部带领税务所的人到她家收税的过程，那是一个很平常的过程，不像要死人的样子，可是她的丈夫被押走之后，就再也没回来，直到在路沟旁发现了尸体，才真相大白，原来是被他们打死了。可是镇干部不承认打过他，更不会打死，他是跳车逃跑自己摔死的。
她说：“姜书记，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，可是一个大男人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总是不行的，必须得有个说法。不是他们打死的，那就是说，是我们畏罪自杀了。我们有什么罪？就是有罪，翟贞强也舍不得丢下我，自己去自杀，要自杀，也得俩人一块儿自杀。姜书记，你可要给我那死去的可怜人做主啊！他们打死人还那么有理，那么耀武扬威，我心里扎得慌。”
老姜说：“司英敏，你放心吧！你的事我管到底。”
老姜是个破案专家，既心细，又很懂人的心理。他带领下访工作队到张段固镇和南汪村展开调查。他先没有接触镇干部，故意引而不发，使他们心里发毛没底。他们都知道黑脸的厉害，虽然公检法这一关过去了，验尸报告认定翟贞强是在扭送途中跳车摔成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。
配合验尸报告的，是几个现场当事人众口一词的伪证：谁也没有在车上打过翟贞强。老姜想，如果是这样，翟贞强的跳车就是神经出了毛病；如果神经没毛病，那就应该不是这样。
那么，翟贞强是怎么死的，又怎么躺在那里的呢？只有那些押解他的镇干部们知道。
姜瑞峰终于跟他们坐在了一起。“说说吧！”
1998年11月22日下午4时许，镇党委副书记、副镇长、地税所长一行12人来到了翟贞强家，要向他收600元的税款，可是又没有带税票。翟贞强的妻子司英敏说，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就出去找翟贞强。趁家里没人副书记就用自带的钥匙擅自将翟家西屋门锁捅开了，发现里面放着皮货。翟贞强回来后，镇干部说：“不交税，就搬皮子，以物顶款。”翟贞强说：“你们敢，谁动我的皮子，我就跟谁拼。”说着便抄起了一把三齿叉。“想打人？把他带走！”副书记一声令下，众干部一拥而上，把翟贞强连推带搡，弄上了面包车。
“冬季天短，面包车出了南汪村，就全黑了。我们怕他冷不丁从车门逃走，就全部集中坐在车门附近，让他坐在车厢后边……”这些人开始给姜书记编童话了。
“打住！打住！”姜瑞峰摆着手说，“后边的情况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听你们说，看谁表现好，说实话。现在你留下，别人都到另一个屋里去吧。”
跟随姜书记来的同志分别跟其他几个人谈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老姜让把一个不太“坚定”的分子叫来，从他身上打开了缺口。
原来押解翟贞强的五六个人在面包车里对他轮番殴打……
市纪委连夜研究做出决定，开除镇党委副书记、副镇长等6名乡干部的党籍，并移交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姜瑞峰的下访是不间断的，每天都派人坐着车到农村去转，回来向老姜汇报。一天一个汇报。没有一种对老百姓的特殊感情，是坚持不下去的。老百姓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实质性的回报，顶多说你是个“包公”，这没有多大用处。上级是否重用你提拔你并不以此为依据，闹不好还有“镇主”之嫌。你先进，你全国出名，你是“包青天”，我们都不如你。闹到这个份儿上，他在官场上就不太好混了。幸好他还没到这一步。但一味这样眼睛向下而不向上，不研究领导意图，不配合上演好“节目”，不抓“大事”，他的前途就可忧了。但他有一张最后的王牌，这张王牌之大罩住了一切。那就是，他心里非常明确地知道，他做的这些事情，可以给共产党从老百姓那里换回一个“好”字来！这可是非常珍贵的东西。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！
（《北京文学》2001年第1期一合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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